陳衍德:在馬尼拉遇見謙謙君子 ——重溫我的《旅菲日記》（二）

　　如果說人的一生中往往有一段異乎尋常的經歷，那麼我在菲律賓的那一年，就稱得上人生的特殊經歷。說它特殊，是因為那一年我從事的華人社會調查研究，與我在中國國內從事的教學工作很不一樣，需要廣泛接觸各界人士，無人牽線搭橋是無法完成的。再者，對所獲資料的分析研討，需要一定的方法，對於從未進行過社會調研的我來說，無人指點也是難於完成的。幸運的是，我在馬尼拉遇見了幾位謙謙君子。他們與我素昧平生，卻對我敞開胸懷，傾其所能，施惠於我。若非老天爺眷顧，則無法解釋這一切。

　　我遇見的第一位貴人是雅典耀大學中國研究室主任洪君侯先生。1992年3月16日，我抵菲第三天與他見了面。作為教師交流項目接待方的負責人，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溫文爾雅的年輕人”。他說學校“並不要求我一定要聽他們的課，由我自己決定”。我看了課程表，與我的專業關係都不大，“因此我提出不聽課，洪先生表示同意”。接著他與校方指定的導師通了電話，安排了我與導師見面的時間。然後他讓秘書為我領來第一個月的津貼，並交代了一些相關事項，辦事乾淨利落而又富於人情味。4月12日洪先生與其母親邀請我和另一位廈大來訪教師一起吃飯。“我利用飯前飯後時間與洪先生的母親鄭麗真交談，瞭解了一些她的父輩來菲謀生的情況”。想不到鄭女士成了接受我採訪的第一人(後來又專門採訪了一次)。4月29日我與洪先生通電話，他詢問我報銷機票和到移民局辦手續的情況。我在日記中寫道：“像洪這樣辦事認真為人誠肯的人真難得。他對我的請求總是有求必應，從未以什麼理由推托過，實在令人感動。”在菲期間我與洪先生每月至少見一次面，平時也常用電話聯繫。他還分別帶我與亞典耀大學的校長、副校長見面，可以說對我無事不關心。

　　校方指定的導師吳文煥先生僅比我年長一歲，卻是我從事華人社區調查研究的名副其實的導師。3月28日我與吳先生第一次見面。“當他得知我將在菲從事一年的研究工作時，他說他很羨慕我能有這樣專門的時間來搞研究”。他自己白天要在銀行上班，晚上在華文報社當編輯，其餘時間才能做研究。“他感慨地說，在商業社會中我們這種人被看成是‘傻子’和‘瘋子’。”他要我搬到唐人街去住，這正合我意。“最後他說，他之所以願意提供幫助，主要是難得有機會與外來的同行共同進行研究工作”，而其成果將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我在日記裡慨歎：“吳先生的不凡談吐和風格確實令人感動。”

　　幾天後吳先生為我安排了一處條件很好的住處，不必交房租，水電費則可找校方報銷，還有電話可使用。我的採訪與聯繫工作因此變得十分方便。在菲一年，吳先生見縫插針地找時間與我談論我的課題研究，給了我無數啟發。他還介紹了多位朋友接受我的採訪，其中不乏為我提供進一步幫助的人士，如吳玉平先生。7月17日，“傍晚去讓德堂吳氏宗親會找吳玉平先生，對他進行採訪”。數月後，11月26日，也是在讓德堂，“吳玉平介紹我認識了吳身謀先生(樹必壽船務公司的老闆)，他答應給我一張往返宿務的雙聯船票”。此外，我以調查材料為基礎寫就的兩篇論文，還在吳文煥先生任職的《世界日報》上發表，每次都由吳先生寫了編者按語。其情悠悠，其心昭昭。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魏安國教授(Prof. Edgar Wickberg)是我在馬尼拉遇見的又一位貴人。他也是吳文煥先生介紹給我的。1992年6月26日與他第一次見面，7月2日與他第二次見面並長談。“魏安國於25歲時因寫作博士論文首次來菲，原先打算寫有關日本的論文，後來發現菲律賓的西班牙文檔案有豐富的華僑史資料，遂改變題目，這就是1965年出版的那本《菲律賓生活中的華人》的來歷。”之後他成為菲華歷史研究的著名學者。他對我有關華人宗教信仰的文章進行了批評，直率且切中要害。“他說，‘你是一個歷史學者，可是你的文章看起來像是一位人類學者寫的’”，亦即“沒有把華人信教動機的歷史演變過程寫出來”，即便他對我提出的“功利主義的宗教信仰”表示讚賞，“但又指出，這裡只涉及到經濟利益的層面，而未深入到社會文化心理的層次”。真是醍醐灌頂啊！“他讀了我的文章後還作了記錄，其治學精神實令人佩服”。此時他65歲，此後我一直與他保持聯繫，直至他81歲去世。期間我還與他多次在中國、菲律賓、加拿大見面。1998年他邀請我到他所在的學校訪問，並資助了我的部分旅費。2000年我與他再次在馬尼拉見面，共同出席一次學術會議以及他的著作再版發行儀式。得之於魏先生的教益實難於言表。這樣的學術機緣與友誼，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張存武先生，是我在馬尼拉遇見的又一位謙恭的學者。張先生一行人于于1993年1—2月間在菲調查華僑抗日史跡，因苦於無法接觸到當年的左翼抵抗人士，經吳文煥先生牽線，由我將他們引見給華支退伍軍人總會，使他們得以瞭解左翼陣營的抗日曆史。1月27日、28日我與張先生見了兩次面；31日我帶張先生一行到華支會所，雙方座談了兩個多小時。2月2日“上午八點半去來來飯店與張存武告別，他再次說此次來菲最大的收穫之一就是與我認識。”從此我與他成為好友，在他鼓勵下我將菲華人士訪談錄整理出來，並成為日後我的著作的基礎材料。他多次到訪廈大，1996年我與他還再次在馬尼拉會面。

　　謙謙君子，同氣相求。不期而遇，終生銘記。

　　(引號中的文字均為我的《旅菲日記》中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