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張梧：多元文化主義緣何亟需中國智慧？

　　(東西問)張梧：多元文化主義緣何亟需中國智慧？

　　中新社北京11月9日電 題：多元文化主義緣何亟需中國智慧？

　　作者 張梧 北京大學哲學繫助理教授

　　“特朗普主義”并未因特朗普下台而煙消雲散。特朗普主義是西方右翼民粹主義激進化的産物，而右翼民粹主義則源於在歐美已存在半個世紀的多元文化主義。爲何主張文化平等、身份多元、社會寬容的文化思潮竟會演變成文化激進、身份極化、社會撕裂的極端政治？文化多樣性和身份多元性原則還是否有必要堅持？多元文化主義又将何去何從？回答這些問題，需要中國的古老智慧。

　　右翼民粹主義源於多元文化主義的無能

　　身份差異是客觀現實，必然導緻文化多元。在歐美，人們總能看到諸如酷兒理論、同性戀文化理論、女性主義文化理論、黑人文化等各種令人目眩的新概念與新理論。這些基於性别、族群、宗教等各種社會身份的新概念和新理論開始進入文化研究的視野。與社會主流文化相比，這些文化身份作爲“亞文化”處於弱勢地位，甚至被邊緣化。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多元文化主義逐漸興起，主張尊重差異，保護弱勢群體。

　　多元文化主義的出現和發展無疑是西方社會的進步，爲何會滋生右翼民粹主義呢？多元文化主義主張少數族群享有平等權利，而權利是有成本的，這就要求社會資源重新分配。自難民危機以來，歐洲白人之所以轉向右翼，就是因爲多元文化主義原則下，湧入歐洲的難民也應享有國民待遇。要麽增加财政稅收，要麽削減公共服務，這就不可避免涉及利益沖突。多元文化主義的理想豐滿，而真金白銀的讨價還價卻骨感。

　　利益沖突可通過公共對話和協調機制而不至失控。但多元文化主義将“平等共存”“保護弱勢”上升爲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治正確”，阻斷了人們圍繞資源分配問題展開協商的可能性，進而加劇了不同群體間的文化對立。不妨設想：利益沖突已讓不同群體心生嫌隙，而彼此間還要彬彬有禮保持“虛僞的尊重”，否則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政治不正確”。結果便是，原本的嫌隙最終“憋出内傷”，表面上越是客客氣氣，背地裏越是咬牙切齒。最終，壓制許久的不滿和憤懑隻能通過歇斯底裏的非理性方式得以釋放，以排外、對抗和孤立爲基本特征的右翼民粹主義由此一發不可收拾。

　　多元文化主義的症結在於固化文化差異

　　早在上世紀6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思想旗手馬爾庫塞便警告歐美，“多元主義隻是表象。所謂‘包容’的實質在於壓抑。”多元文化主義僅在形式上確認并維持多元文化身份的平等共存，缺乏實質性的文化互動與交融。一旦缺少文化交融，那麽多元文化主義與其說是承認文化平權，毋甯說是固化文化差異。形象地說，多元文化主義原本是保護弱勢文化的“栅欄”，現在“栅欄”卻變成了畫地爲牢、故步自封的“藩籬”。所以，多元文化主義是“假包容、真壓抑”，壓抑了彼此溝通的渴望，壓抑了釋放善意的渠道，壓抑了凝聚共識的空間。

　　多元文化主義并沒有帶來“和而不同”的理想局面，反而陷入了各種文化間相互敵視的尴尬境地。這是多元文化主義的内在缺陷決定的。首先，多元文化主義陷入“文化相對主義”窠臼中，各種文化等量齊觀，不同文化的内在融合也就淪爲了抽象的話語對接；其次，多元文化主義未能有效實現文化融合，反使不同社會群體的文化身份産生區隔，身份政治逐漸降低文化整合的可能性；最後，諸如“政治正確”的形式化做法非但沒有促進不同文化的相互承認，反而使不同文化群體間的内在沖突通過這種形式化的安排得以固化，不同文化群體間的“偏見與傲慢”日益深重。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多元文化主義單純依靠形式化的對話程序，忽視了文化價值的實質性融合。

　　許多西方有識之士都在反思多元文化主義的限度：亨廷頓早在上世紀90年代便擔憂美國多元族群的價值對立最終将撕裂美利堅的國家認同，於是向美國民衆發出了“我們是誰”的憂思。美國資深政治評論家小尤金·約瑟夫·迪昂在《爲什麽美國人恨政治》一書中勾勒了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美國“文化内戰”圖景，語重心長地告誡美國人，爲意識形态而争吵的代價便是“解決問題的政治”從此消失殆盡。近兩年，美籍日裔學者福山更是主張“告别身份政治”。種種迹象表明，多元文化主義到了必須轉型調整的涅槃時刻。

　　多元文化主義的合理調适需要中國智慧

　　反思多元文化主義，不是要倒退回單一文化的霸權主義，更不是否認身份認同的差異性與文化傳統的多樣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人類文明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進步的源泉。”身份認同的差異性和文化傳統的多樣性是客觀事實，問題在於如何對待這些差異性。在這方面，中華文明爲擺脫多元文化主義困境提供了值得借鑒的中國智慧。

　　回顧中華文明史，人們不難發現：中華文明發展史就是一部多元文化互動史。秦漢時期，儒法合流的文化互動使中國社會擺脫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政治悲劇；反過來看，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導緻了思想專制與文化禁锢的可悲局面。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文化随着民族大融合而實現了胡漢文化的互動，中原文化爲遊牧民族帶來了先進的生活方式，而遊牧文化也給中原文化注入了孔武有力的新鮮血液；反過來看，拒斥胡漢文化融合的政權都相繼退出了曆史的舞台。唐宋時期，萬方來朝的文化互動開創了大唐盛世，儒佛交融的文化互動使得儒家文化進入了理學新時期；反過來看，儒家理學一家獨大的思想鉗制又扼殺了中國文化健康發展的活力。明清時期，中原農耕文化、蒙古草原文化、西域絲路文化、東北狩獵文化、東南海上文化這五大文化的有機互動使得中華文化超越了狹隘的中原中心主義而獲得了蓬勃生機；反過來看，“片甲不許下海”的閉關鎖國政策又使中國錯失了與西方文明相遇的機會，從而陷入了落後挨打的千年變局。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告訴人們，“封閉的空間隻會四處碰壁，開放的道路才會越走越寬。”

　　面對多元文化主義困境，我們需借鑒中華文明的古老智慧：不停留於形式化的文化平權，而走向實質性的文化互動。少一些“形式對話”，多一些“真誠交流”。從以鄰爲壑走向互通有無，從固化差異走向尋求共通，從“各美其美”走向“美美與共”，從“諸神之争”走向“八音叠奏”，從“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的沙拉碗模式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佛跳牆模式。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文明多樣性賦予這個世界姹紫嫣紅的色彩，多樣帶來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産生進步。文明相處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這便是多元文化主義時代的中國方案！(完)

　　作者簡介：

　　張梧，哲學博士。現爲北京大學哲學繫助理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學學會秘書長。主要研究方向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社會發展理論等。曾著有《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研究讀本》《社會發展的全球審視》等學術專著，在《哲學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30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