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共产党“翻译国家队”：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如何翻译的？

　　中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　题：走进中国共产党“翻译国家队”：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如何翻译的？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近期，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表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决议全文公布当天，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多个语种官方译文同步发布。这个内容达3万多字的决议是如何翻译的？中国共产党为何要第一时间对重要文献进行官方权威翻译？翻译过程有哪些亮点难点？中新社“东西问”走进中国共产党“翻译国家队”，专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译审刘亮、英国籍专家梁思浩，请他们讲述背后的故事。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贵院如何驾驭对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多语种翻译？此次翻译耗时多久，取得哪些成果？可否分享一些背后的故事？

　　刘亮：这次翻译决议任务艰巨光荣。除了决议，我们还翻译了六中全会公报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议的说明，一共三个文件，总计5.7万字。在短短8天时间内，我们完成了英、俄、法、西、日、德、阿、葡、老、越十个语种的翻译。这是一场实打实的攻坚战。

　　我们采取类似中共十九大的翻译模式，实现全天候工作状态。在人员配置方面，除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全员参加，还邀请兄弟单位支援，也有外国专家加入，他们为最终译本的完成和完善作出突出贡献。

　　我们优化了翻译流程。首先集中力量完成《公报》翻译，因为《公报》百分之九十的内容是摘自《决议》，这样就提前确定了《决议》中的关键性表述，为稍后的《决议》翻译确立了总体框架。我们对不同年龄段人员分配不同的翻译任务，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基本保证每个人能得到相对必要的休息。

　　尽管如此，每天工作至凌晨、睡眠不足还是这一段时间内许多人的工作常态。最后，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我深深地为第六研究部的翻译团队感到自豪，也对伸出援手的兄弟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中新社记者：您能否以英文翻译为例，介绍哪些表述的翻译令您印象深刻？有哪些译法相较过去有变化或改进？这个决议向世界传递了什么信息？

　　刘亮：这个决议总字数达到了3.67万字。在翻译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特别是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的“十个明确”。

　　这“十个明确”在中文是一大段，在英译文中，我们把它们单独列项，每一项都统一了句式，由前面一个动词统领后面的十个方面。这样不仅形式上看起来清晰明了，内容上也避免了重复。由此，译文的可读性大大提高，同时这“十个明确”也与十九大报告中的“八个明确”保持了一致性。这种在译文中列项的做法，是我们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探索、改进和创新的一个成功案例。

　　这次（翻译）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和改进是在文体上，英文表述方式更加符合国际惯例。具体来说，中文文件里经常出现“会议指出”“会议决定”“会议强调”此类表述。以往我们有时采取直译的方法，或者采用被动语态的形式，也就是翻译成“在会议中被指出、被决定、被强调”。这次翻译中，我们参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文方式，把“会议认为”翻译成“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认为”，这更加符合英文表述特点和语言逻辑，避免了中式英语的出现，这是此次翻译中的一个突破。

　　梁思浩：决议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守正创新”的译法。原文是“党领导人民……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守正创新”的译法其实经历了三次变化。最初为了译文简洁，直接翻译成innovation（创新）。后来感觉应把守正的含义译出来，就有了第二个版本：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但是这里，tradition会有正反两层含义，“守正”的含义还是不够准确。于是，这一次我们决定翻译成 innovating on the basis of what has worked in the past。这种译法比之前更全面，也更能原汁原味体现原文含义。

　　我觉得这次决议传达的最核心的信息之一就是自信。中国共产党对于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充满了自豪，对于未来之路也充满无比的自信。

　　中新社记者：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涉及史料众多，论述权威严谨。翻译过程中遇到哪些难点？如何通过翻译准确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故事？

　　梁思浩：讲述历史故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采用历史的叙事方式，叙事语言要客观平实。

　　比如，决议中有这样一句，“党领导广大军民……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八百万军队”。如果查词典，“消灭”对应的英文是“wipe out”，但是这样的译法给人感觉显得过于“情绪激动”、过于主观。最终，我们决定翻译成“defeat”，这样的翻译比较成熟和平实。

　　还有一个例子，“穷凶极恶”这个成语，我们原来把它翻译成“vicious、heinous、ferocious”，但我们（现在）认为这些译法都有点过于强烈。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fierce”，这样比较平实客观。

　　刘亮：总的来说，这次翻译最大的难点还是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比如在有关党建的叙述中有许多俗语和谚语，翻译时不能过于机械，要根据情况灵活处理。

　　第一种情况，像精神“缺钙（essential nutrients）”“软骨病（frail）”“两面人（act with duplicity）”等等，这些词语不能直译，否则读者就会联想到各种疾病。我们进行意译，把其中暗藏的核心含义表达出来，从而避免了语言生硬或语义含糊不清。

　　第二种情况，像“打铁必须自身硬（It takes a good blacksmith to make good steel.）”这种俗语就可以直译，因为读者基本能够读懂。

　　第三种情况是英文也有相同或类似表达方式，比如英语中“get too big for one’s boots”和中文“尾大不掉”的意思非常契合，我们可以直接拿来使用，这是最理想的一种情况。

　　在翻译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时，根据文本特点，我们着重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阐述原则观点时，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国两制”，必须语言清晰、观点明确，不产生任何歧义；二是在表述政策措施时，比如“三去一降一补”“放管服”，必须要素齐全、术语准确，体现专业素养；三是在描述历史事件时，比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钓鱼岛问题”，必须语言平实、描述客观，保持历史叙事的姿态。

　　中新社记者：决议提出的“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受到外界普遍关注。可否分享贵院团队在翻译决议有关论述时的细节考量？

　　刘亮：决议提出的“两个确立”属于政治概念。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重中之重的核心政治概念，是中央文献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政治概念翻译，我们坚持一条重要原则，那就是凝练精华，避免过多修饰。

　　比如之前翻译毛泽东思想时，我们就用Mao Zedong Thought，非常简练，一目了然。同样的，我们在翻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时也采取了类似方式，充分考虑到历史的延续，保持了核心政治术语翻译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另外，在思想一词的翻译中，我们采用了thought，没有使用thinking。首先，词性不同，thought更强调事实，thinking更倾向于动作；其次，thought是指已成体系、整体化的思想，而thinking更多是指在某一方面具体的思考，所以thought更合适。

　　中新社记者：请问中外专家在决议翻译工作中是如何配合的？外籍专家起到了何种作用？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译审刘亮和英国籍专家梁思浩在办公室交谈。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梁思浩：（外籍专家）主要会考虑汉英两种语言的不同，特别是一些译法的表述有时会偏离中文原来的含义，可能会造成译文的一些误读。

　　“科学”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决议中有很多“科学”的表述，比如科学回答、科学指引、科学构想、科学判断。但与中文含义不同，英文中science和scientific的含义主要指向“自然科学”，所以不能用它们来译，而应改用其他词语，比如judicious、well-conceived、meticulous、rational、sound等。就是说，死板地用scientific翻译“科学”反而没那么科学了。

　　刘亮：外籍专家发挥的最大作用是充当语言上的磨刀石和润滑剂。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他们以读者身份审读译文，能体会到中英两种语言之间的细微差别，特别是在语义的褒贬、字词搭配方面，都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外国专家有时还能发挥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决议中有一句话“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译文是：No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eople; no force is more powerful than justice.这里采取比较级的否定句式，这就是外国专家的神来之笔。虽然没有使用最高级，但却更加强有力地表现出中文“最大”和“最强”的含义。

　　中新社记者：为何要对党的重要文献进行官方权威翻译？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外界对中国理念主张的误解误读？

　　刘亮：党的文献自身的特点就决定了翻译的独特性，假如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情，就无法做好中央文献翻译。

　　我讲一段历史，最初《毛泽东选集》英文版（1-3卷）的出版其实并不是在国内，而是交给了英国的劳伦斯出版公司，然而发行仅一年后，中方就终止了英国出版公司的合同，原因就是英方出版公司在没有得到中方许可的情况下，对译文进行了修改删节。从此之后，《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和出版完全交由国内进行，这项工作后来推动了一家中央专门机构的成立，就是第六研究部的前身——1961年12月成立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

　　要减少外界对中国的误解误读需要内外兼顾。对内而言，作为译者要读懂读透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框架，要在译文中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对外而言，时代在发展，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译文表达必须充分适应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不断发展的趋势。通过翻译，首先实现语言上的相互沟通，其次争取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最终实现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融合。

　　梁思浩：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翻译不是在真空进行，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既能反映世界、又能创造世界。想要减少外界对中国主张的误解，就需要传递正确而清楚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官方权威翻译相当重要。

　　外界关于中国的一些误解误读，很多情况下是文化差异或者思维定式造成的。现在的中国已经非常开放，我周围很多人来到中国旅游、访问和工作。我相信，随着世界对中国的不断了解和认识，中外之间会实现“和而不同”，外界对中国的误解也会越来越少。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翻译国家队”，贵院今年组织力量主要翻译了哪些重要文献？作为从事翻译的一线专家，您能否谈谈目前工作面临哪些挑战，价值在哪里，对下一步工作有何启示？

　　刘亮：今年正值建党100周年，除了六中全会文件，我们还翻译了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以及“十四五”规划等重要文献。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还在于人才，不论是中方人员还是外国专家。尽管困难不少，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支中央文献翻译队伍一直保留了下来，传统还在，这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宝藏。目前中央文献翻译数据库收录字数已超过五千万，仅此一项，就值得我们倍感自豪。2018年机构改革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实现编写、翻译、出版一体化集团优势，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

　　面对智能化时代挑战和机遇，如何适应各种新发展理念？如何借用新技术提高翻译质量效率？如何优化内部结构、整合外部资源？如何实现“小机构、大网络的社会化翻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梁思浩：我很荣幸参加了刘亮刚才提到的许多重要文献的翻译工作。作为一名外国人，我发现有一些西方媒体仍对中国持有偏见，在对外翻译工作中会出现一种对牛弹琴的现象。我的好朋友、中国驻冰岛前任大使王荣华，称这种现象是中西交流间的“隔音板”。为了把这个“隔音板”拆掉，应该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向世界展示真实、客观、立体的中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