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地派系面臨法律與政治滅亡

　　作者：傑克·J·馬德拉佐(Jake Maderazo)

　　前總統羅德里戈·杜特地的政治機器，曾幾何時看似政治中一股鐵板一塊的力量，如今正因國際刑事審查、國內腐敗調查，以及立法政治無情的算計而分崩離析。這個曾經看似由忠誠、政治庇護和民粹力量支撐的牢不可破的權力輸送帶，如今已顯得岌岌可危。

　　近期報導凸顯了親杜特地參議員陣營面臨的迫切且致命的危險。一度強大的少數黨集團，如今可能因法律糾紛和忠誠度轉向威脅到與杜特地事業結盟的參議員，而縮減至僅剩零星幾人。事實是殘酷的：參議員羅納德·“石頭”·德拉羅薩自十一月起便缺席，據報是為了避免在被國際刑事法院列為毒品戰爭案的涉嫌共同犯罪者後被捕。國際刑事法院將參議員克里斯托弗·“蒙”·吳與石頭一同點名，加劇了這一打擊。如果吳氏步上石頭的後塵——無論是躲藏起來還是面臨逮捕——該集團在人數和心理上的凝聚力都將崩潰。而這還是在假設反對派中另外三位現任參議員不會因防洪工程弊案面臨逮捕而進一步減員的前提下。

　　問題不僅在於法律風險；還在於成員缺席時的立法運作機制。在參議院的領導權競爭和委員會配置中，出席率至關重要。一個顯而易見的後果是：縮減至三、四位參議員的少數派實際上將被消音，無法阻止法案、影響調查或保護盟友。簡言之，反對派可能迅速淪為政治上的無能之輩。

　　坦白說，國際刑事法院的介入並非紙上談兵。該法院的“指控文件”——以及以確認指控聽證會告終的預審日程——引入了一場將在國內舞台上完整重演的國際法律劇場。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將所指控的罪行描述為系統性且經過協調的，其根源可追溯到納卯，直至馬拉干鄢的權力殿堂。這並非那種可以透過公關手段或民粹集會就能輕易擺脫的政治包袱。這意味著作為危害人類罪涉嫌共同犯罪者的參議員石頭和吳氏，將出現在聳人聽聞的新聞標題中：萬人塚、法外殺戮、以及機構共謀。

　　另一方面，副總統莎拉·杜特地的總統之路已然命懸一線。攻擊來自多個方向：眾議院和參議院可能進行的彈劾、針對所謂暗殺威脅及其他不當行為的監察專員調查，以及與機密資金相關的揭露(伴隨著新的證人和教育部弊案)。再加上前參議員安東尼奧·特里蘭尼斯重提將杜特地家族與毒品集團聯繫起來的指控——這就構成了一個法律風險與名譽毒藥的爆炸性混合物，絕不會輕易消散。

　　其政治後果是直接的：一個隨從人員深陷多重調查、家族首領被國際法庭羈押的總統候選人，遠比一個擁有清白記錄和無可辯駁的改革敘事的候選人要弱勢得多。這可能導致的效應不僅是參議院內精英支持的流失——那裡的聯盟關係對任命確認聽證會、人事任命和立法影響力至關重要——也將導致游離選民的民眾支持率穩步下降，這些人會被殺戮、腐敗和濫用公共資金的揭露所影響。

　　關於副總統莎拉涉及機密資金和教育部違規行為的指控，並非僅僅是散播謠言；這類故事一旦得到證實，對中產階級和未決定選民會產生巨大影響。當治理被同時描述為暴力和腐敗時，政治同情往往會消失。她的選擇有限：要麼擁抱透明度並配合調查，要麼在模糊掩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冒著進一步失去民心的風險。

　　然而，也存在一個真實且當前的危險，即親政府勢力可能利用法律程序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這很危險，因為如果起訴具有選擇性、如果機構成為報復的工具、或者如果司法系統失去公正性，民主就無法蓬勃發展。唯一正當的回應是嚴格遵守正當程序、透明度和司法獨立。任何偏離都將破壞司法機制的公信力，使國家狀況更糟。

　　此時此刻，馬科斯政府似乎與其對手一樣迷失方向。認為政府對於尋找一個能與副總統莎拉抗衡的候選人感到茫然的評估，暗示了更深層的戰略破產。候選人的選擇不僅關乎選舉算計；它傳達了信心、團結和政策方向。未能推出一個可信的替代者，反而可能幫助莎拉——或者可能導致選舉格局碎片化，讓第三方勢力有機可乘。

　　但將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僅僅視為一場國內競賽是一個嚴重錯誤，因為該國現在已成為美中戰略競爭的主要舞台——而2028年的選舉將是一場地緣政治的代理人戰爭。美國對包括我們在內的安全架構的投資，以及中國培養對馬尼拉更友好政府的對應必要性，意味著外國勢力既有動機也有能力支持最終的總統勝選者。因此，可以預見，國內危機將被利用來謀取外部優勢，並通過外國資助的媒體放大，政策選擇也將透過大國對抗的稜鏡來評判。

　　因此，我們應預見未來兩年將由司法對決、黨派調查以及參議員逃亡或受審的景象所主導。但不可否認，國家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因為投資者厭惡不確定性；外國援助和軍事夥伴關係對聲譽風險十分敏感；而當政治鬥爭變成個人仇殺時，社會凝聚力也將消失殆盡。

　　我們的國家現在需要的是穩定的治理，以在不寬容、選擇性起訴和地緣政治拉鋸戰中解決貧困、基礎設施和氣候脆弱性問題。此刻，整個政治光譜都需要冷靜的領導。

　　接下來的27個月不會輕鬆。它們將是混亂、痛苦且影響深遠的。但民主的韌性正是在艱難時刻鍛造出來的。對菲律濱人民而言，這意味著要求負責任的治理、公正的司法，以及那些將國家未來置於派系生存之上的領導人。我們國家的民主歷程，如今要求有良知的公民和領導人堅持法治和公共生活的尊嚴。否則，將導致一個衰弱的國家、一個極化的社會，以及一代人錯失良機。(原載菲詢問者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