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濟衛 ：對一條河流的溯源或水紋裡的精神圖譜 ——評田君文化散文《淮河東流去》

　　田君的散文《淮河東流去》(原載《安徽文學》2025年第7期，後被選載於《散文選刊》2025年第8期)如一條承載了千年時光的文學之河，既流淌著地理的壯闊，更蕩漾著精神的光華。他以赤子之心的虔誠踏上朝聖之旅，卻為我們帶回了一幅水紋縱橫的中華精神圖譜。這篇6000餘字的散文，像浩浩湯湯奔騰不息的淮河之水，帶給我們的既有歷史浩渺的深度又有情感流淌的溫度。

　　這是一篇以淮河為書寫對象的抒情文化散文。文化散文亦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大散文，它有別於一般意義上的記游、抒情或者敘事。通過文本所呈現的鏡像，能夠檢驗丈量出一個作家的知識儲備和駕馭宏大敘事的能力。用田君自己的話說：我就出生在淮河邊，喝淮河水長大，也從未遠離過淮河。田君作為淮河之子，他以地理考察為經，以歷史文脈為緯，通過六個章節展開對淮河這個母親河的立體書寫。從開篇的河流崇拜與文明溯源，到中段的治水苦難史，以及最終昇華的淮河精神譜系，通過上述三個關鍵維度的抽絲剝繭和鋪陳，從而讓人們瞭解到中國古代“四瀆”之一(長江、黃河、淮河、濟水)——“淮河”的今是昨非。

　　文本中多重辯證關係的處理令人擊節。作者既寫淮河作為“母親河”的哺育之恩——管仲、老子、孔子、劉邦、李白等文明星辰的誕生；又以驚人筆力刻畫她作為“害河”的暴虐面目——黃河奪淮的生態災難，蓄洪區百姓“不蓋好房子”的生存智慧。文中淮河的雙面形象令人動容——它既是“哺育萬物的母親”，又是令人心悸的“害河”。作者沒有迴避淮河曾裹挾的深重苦難(黃河奪淮的生態浩劫)，王家壩閘開啟時“百萬人大遷徙”的悲壯場景。這種愛恨交織的情感張力和坦誠凝視貫穿全文，使河流的書寫褪去了浮泛的抒情，獲得了歷史的重量與生命的深度。

　　難能可貴的是，作家在治水的鋼鐵骨架中讀出了人文的魂魄。當“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禹王傳說跨越時空，在現代治淮人的奉獻中復活；當王家壩閘的每一次開啟，都成為“震撼心靈的精神圖騰”——河流治理由此昇華為民族精神基因的生動彰顯。工程智慧與奉獻信仰交織，治水史於是昇華為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表面看是河流書寫，但深層是精神圖譜的繪製：從大禹"三過家門不入"的忘我，到蓄洪區百姓“待淮河如初戀”的堅韌，再到王家壩“百萬人大遷徙”的奉獻，最終凝結為“包容萬物的淮河性格”。這種由地理到人文的昇華，使散文具有了文化人類學的厚度。

　　在象徵體系建構上，作家將工程意象詩化得尤為精彩。王家壩閘被喻為“腰間的雙劍”，鋼鐵閘門化作“精密協作的衛士”，而治水史則成為“波瀾壯闊的史詩”。更妙的是結尾將著作三部曲比作“精神還鄉”，書本結構對應著“堤壩與閘門”，文字則如“水流或魚群”——這種文本自反性讓寫作本身成為治水精神的當代延續。

　　而文中時空的折疊尤其精妙：乾隆年間畢沅的勘測奏疏與當代田野考察交錯；八公山上的丹爐星火點化豆腐，也煉就了《淮南子》的哲思宇宙；甚至作者體內的結石之痛，亦被想像為“每一滴雨都是一個源頭”的頓悟。這種打破線性時間的蒙太奇，使散文真正抵達了“形散神聚”的至高境界。

　　當文本聚焦“水紋裡的中國精神”這個意象時，淮河的粼粼波光既映照出地理分界線，更折射著文明融合線——楚漢文化在此交匯，儒道思想在此共生。“我們以母子相稱”早已超越生物學意義，上升為文明母體的圖騰。

　　那些閃電般的句子深入骨髓，比如說淮河“如同丟棄戰馬的孤獨騎手”，這個比喻既準確又悲愴，把河流失去入海口的生態悲劇具象為騎士失馬的英雄落寞。還有將人工水道比作“強直性脊柱炎患者”，在讚美治水偉業時不忘保持人文關懷的反思視角。

　　最動人的是作者與淮河建立的“母子”生命契約。當個人腎結石的疼痛與淮河源頭大雨形成隱秘共振，當創作的三部作品(長篇小說《河畔》、長篇散文《淮上故鄉》、長詩《淮河簡史》)被喻為“精神還鄉”，文字便如“水流或魚群”在書頁閘門間奔湧——寫作本身成為對母親河最深沉的回饋。結尾引用長詩《淮河簡史》最後一章《入海口》的片段中“淮河水在入海口變鹹變澀”的物性變化，自然融入了“人到中年”的生命況味，個體敘事與江河永恆在“海天一色”中完成互喻。這種個體與河流的互喻，才是生態寫作的最高境界。

　　田君以筆為舟，從“水之五德”的視角切入，航行於淮河的波濤之上。他打撈起的不僅是水文地理的變遷，更是水紋裡蕩漾的民族精魂——堅韌如麥苗重生的百姓，忘我如大禹的治水者，包容如《淮南子》的智慧星空，奉獻如王家壩的鋼鐵閘門，最終這一切都沉澱為創作本身的慈悲。

　　這部長卷散文，遂成為獻給母親河的莊嚴頌詩——它讓我們明白，一條河真正的入海口不在海洋，而在所有被她滋養的靈魂深處，在那些以血以淚以墨反哺她的赤子心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