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理華：記憶深處的朱熹（上）

　　一、灰撲撲的年代：初識朱熹的斑駁印記

　　記憶深處的小湖中學總蒙著層灰撲撲的色調，像被歲月的橡皮擦反覆擦拭過的老照片。食堂外那面斑駁的石灰牆，在1974年的暮春時節泛著青灰色的潮氣。某天。我們看到，牆面上用粗糲毛筆寫就的大字報，墨蹟未乾便被南方的梅雨洇出毛邊，彷彿帶刺的籐蔓，在“批林批孔”的政治季風裡肆意攀爬生長。

　　此時正是要吃午飯的時候，當大家一窩蜂湧向廚房時，無數雙眼睛便齊刷刷望向那面“革命大批判牆”。壁報上“反動文人”“封建衛道士”的刺眼標籤用朱紅顏料勾勒邊框，在灰牆映襯下格外猙獰，而“朱熹”二字被濃墨重重塗抹，筆劃間洇開的墨漬像乾涸的血跡，將名字碾軋得面目全非。

　　其中有“朱熹就是孔老二的忠實走狗……”的文字在那裡掛著，還有朱熹的很多故事也一一在那些白紙黑字上。我踮著腳尖望著那些扭曲的筆劃，忽然想起上周在供銷社看見的油墨罐——深褐色的液體裝在粗陶罐裡，售貨員大叔用竹片攪動時，罐底沉澱的雜質會翻湧上來，就像此刻壁報上的墨蹟，濃稠得化不開。身旁的阿強用肘部頂了頂我：“聽說朱熹和狐狸精生孩子呢，朱熹還跟家的兒媳好呢……”周圍的同學發出壓抑的哄笑，像一群受到驚嚇的麻雀。

　　那時的校園永遠充斥著喧囂。晨讀課上的《毛主席語錄》聲剛落，廣播裡便響起“農業學大寨”的號召。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孩子，總是扛著鋤頭，跟著生產隊長去參與村裡的“三改”工程——改田埂、改水渠、改荒山。

　　政治浪潮如同閩北山區的暴雨，說來就來。我們在批判會上跟著喊口號，在田地裡跟著學大寨，卻很少有人真正理解那些貼在牆上的名字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像片隨波逐流的落葉，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著向前，對週遭發生的一切懵懵懂懂。直到某個蟬鳴刺耳的午後，當我們從田里勞作歸來，突然發現批判朱熹的紙張悄然消失，牆面上只留下淡淡的漿糊痕跡，像被歲月擦去的淚痕，彷彿那些激烈的批判從未存在過。但關於“朱熹與狐狸精”的荒誕傳說，以及朱熹的其他劣跡，卻像顆頑強的種子，在我的記憶裡紮下了。

　　二、煤油燈下的偏見：嚴蕊詞中的道德審判

　　1977年的秋天，我回到閩北山村“修地球”，成了一名社員。住的舊瓦房裡，一盞煤油燈便是唯一的光源。每晚收工後，豆大的燈芯在空氣裡明明滅滅，昏黃的光暈將四周的土牆映成暖褐色，卻驅不散瀰漫在房間裡的孤獨，如同山間清晨的晨霧，潮濕而濃重。

　　在同學的家裡，我偶然翻到一本破舊的《唐詩宋詞選》，封面早已泛黃，書脊處用牛皮紙仔細包著，扉頁上寫著“1958年購於福州”。某個秋雨綿綿的夜晚，當我翻到南宋詞人嚴蕊的《蔔運算元》，讀到“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胸腔裡突然燃起一股莫名的憤怒。油燈的火苗被微風吹得歪歪斜斜，在書頁上投下跳動的影子，彷彿在為那個遙遠的故事伴奏。

　　嚴蕊的故事是從書中註釋裡讀到的：她本是台州的一位營妓，才色雙絕，卻因與唐仲友的交往，被時任浙東常平使的朱熹羅織罪名，投入監獄。註釋裡說，朱熹為了打擊政敵，竟對一個弱女子百般淩辱，嚴刑逼供。讀到這裡，我狠狠合上書本，油燈的光暈在牆上晃出一片陰影，像極了小湖中學牆上那些批判的大字。那個在我記憶裡面目模糊的朱熹，此刻突然變得清晰可憎——他成了道貌岸然的偽君子，藉著道德的名義行迫害之實。

　　從此，每當我在煤油燈下翻開詩詞，嚴蕊的遭遇便如同一根刺，紮在眼底。我會對著跳動的燈芯想像她在獄中煎熬的模樣：單薄的身影蜷縮在潮濕的牢房裡，鬢髮淩亂，卻依然固執地吟誦著詩句。而朱熹，則成了我心中“封建衛道士”的典型，他的名字與“虛偽”“冷酷”緊緊相連。那時的我，評判善惡的標準如此簡單純粹，情緒的天平一旦傾斜，便再難找回平衡。我在筆記本上寫下：“朱熹者，假道學之流也，以理殺人，甚於刀劍。”字跡因用力過猛而劃破紙頁，如同我對他的憤慨，深刻而尖銳。

　　三、典籍中的微光：欽差廟的奇幻啟示

　　時光在春耕秋收中悄然流轉，2019年的深秋，李家欽老師贈我他所編著的《建陽大典》。一個藏在歲月深處的《欽差廟》典故，如同一束光照進我認知的迷霧。書中記載的雲穀山，位於建陽西北，峰巒疊嶂，雲霧繚繞，八百年前，那裡曾上演過一場充滿傳奇色彩的追逐。

　　想像著淳熙十年的那個夏日，朱熹身著素色長衫，手持書卷，正沿著雲穀山蜿蜒的山道漫步。忽有弟子匆匆來報：“先生，朝廷欽差已到建陽，正往雲穀而來！”他的眉頭微微緊鎖，卻並未慌亂，眼中閃過一絲坦然。此時的他，因彈劾台州知州唐仲友一事，已得罪權臣韓侂胄，朝廷此次派欽差前來，名為“考察”，實則追捕。(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