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濟衛：從梵蒂岡教廷的懺悔看西方殖民掠奪的本質（上）

　　一、遲來五百年的“對不起”

　　2026年5月25日，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新任教皇利奧十四世面對全球13億天主教徒，發表了一篇震動世界的通諭《偉大的人性》(Magnifica Humanitas)。在這份通諭中，他做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表態：公開承認羅馬教廷歷史上曾親自授權歐洲君主征服和奴役“異教徒”，並以教會名義請求寬恕。“我以教會的名義，誠懇地請求寬恕。”利奧十四世寫道。

　　這份道歉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並不僅僅針對個別信徒的行為失范，而是第一次有教皇公開承認教廷在制度層面為殖民掠奪提供了合法背書。過去，歷任教皇雖然多次批評奴隸貿易或現代奴役問題，但大多停留在對信徒行為的反思層面；而這一次，懺悔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梵蒂岡自身的制度性過錯。

　　二、宗教權力如何為殖民掠奪“開光”

　　利奧十四世在通諭中毫不避諱地提到了兩份關鍵文件——1452年的《羅馬教會》(Dum Diversas)和1493年的《子午線詔書》(Inter caetera)。這兩份出自教宗之手的羊皮卷，在當年曾被歐洲君主視作跨海擴張的“合法通行證”。

　　1452年，教宗尼古拉五世簽署《羅馬教會》詔書，以最高宗教權威賦予葡萄牙國王無限征服的權力：不論土地還是人，只要不是基督徒，都可以被征服，還可以被當作終身奴隸。緊接著，1455年的《羅馬教皇》(Romanus Pontifex)又將這一特權擴展到更多尚未被歐洲人發現的地區。1493年，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應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君王的請求，頒布《子午線詔書》，以大西洋亞速爾群島以西一百海里的經度為界，以西歸西班牙、以東歸葡萄牙——教皇本人親自出手，將世界一分為二劃歸兩個天主教國家。

　　這些教宗詔書共同構成了西方殖民史上臭名昭著的“發現原則”(Doctrine of Discovery)的神學基礎。“發現原則”的核心邏輯是：非基督教民族不具備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權，因此基督教君主被賦予了神聖的權力——以傳播福音之名，行掠奪土地之實。正如梵蒂岡自己在2023年承認的那樣，這些詔書“沒有充分反映原住民的平等尊嚴和權利”，但它們在歷史上確實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征服提供了政治掩護，並在某些情況下為奴役“異教徒”提供了明確的合法授權。

　　而教廷從這種制度性庇護中獲得的利益，遠不止於政治影響力。在與殖民國家構建的“保教權”(Patronato)體系中，殖民帝國負有派遣傳教士、修建教堂與修道院的義務，而教廷則通過控制殖民地的宗教人事任命，間接分享了殖民擴張帶來的物質收益。在這些看似神聖的條文背後，一個與殖民掠奪深度捆綁的制度性網絡已然成形。

　　三、十字架下的暴行與沉默

　　這些教宗詔書並非紙上談兵。 在它們的庇護下，殖民者的船隊在美洲、非洲和亞洲長驅直入。僅跨大西洋奴隸貿易一項，就有超過1200萬非洲平民被強行塞進低矮陰暗的船艙，每7人中就有1人永遠留在了大洋深處。而在美洲大陸，天主教傳教士與非基督徒原住民的相遇，幾乎從一開始就將“信仰”與“力量”捆綁在一起——一舉起十字架，一面摧毀原住民的偶像和傳統信仰。西班牙人更在17世紀進一步展開了系統化、有計劃地清除拉丁美洲原住民宗教傳統。

　　或許比直接暴力更隱蔽的，是教會在殖民者與原住民之間扮演的角色。一些傳教士確實努力學習當地語言、為原住民編寫要理書，甚至在布道中表現出對原住民的同情與關懷，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在講道中反覆勸勉原住民“聽天由命”，告誡他們要畏懼天主的懲罰，服從西班牙人的統治。在神品聖事方面，一般不允許原住民晉陞神父——這種制度性的等級安排本身，就構成了對原住民尊嚴的否定。

　　四、懺悔的限度：從文物歸還到制度冷漠

　　利奧十四世的道歉並非梵蒂岡面對殖民歷史的第一次回應。早在2022年，教宗方濟各就曾在加拿大埃德蒙頓附近的寄宿學校遺址上向原住民倖存者道歉。他說：“許多基督徒支持壓迫原住民的權力殖民心態，令人遺憾。我很抱歉。”而在2023年，梵蒂岡正式發表聲明，“否認‘發現原則’是天主教信仰的組成部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