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長榮：老屋花開

　　週末回了趟鄉下，住進久未打理的老屋。

　　沒了城裡半夜還亮著的路燈和車流聲，這一覺睡得格外沉。天剛濛濛亮，四野還浸在灰白色的晨霧裡，村莊還沒醒透，連平日裡最勤快的公雞都懶得打鳴。我披著外套倚在門框上，身上還帶著被窩裡的潮氣，腦子也是一團漿糊。

　　就在這時，一股子甜絲絲的味道鑽進了鼻子。不是那種廉價香水沖人的香，而是混著露水、泥土，還有草木汁液被揉碎後的清香。這味道一陣一陣的，順著風往領口裡鑽，一下子就把那點睡意給趕跑了。

　　循著味兒往牆角看，我愣了一下。院牆根底下，那幾株大麗花開得正旺。紅的、粉的、紫的，花瓣層層疊堆，像一個個精心梳了頭的大繡球，在微涼的晨風裡顫巍巍地晃。花叢邊上，還零星點綴著幾朵指甲花，那是鄉下最常見的品種，不起眼，卻開得潑辣。

　　這滿院子的亂花迷眼，竟是母親種出來的。她今年八十七了。

　　在我的印象裡，母親的手，從來只跟“有用”的東西打交道。她是個地道的莊稼人，一輩子信奉“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春耕插秧，夏耘除草，秋收稻穀，冬種油菜。她的土地是金貴的，每一寸土都得長出能填飽肚子的糧食、能換錢的蔬菜，才算沒白忙活。

　　小時候，我也曾指著鄰居家的月季花羨慕過，母親當時正蹲在地裡拔草，頭也沒抬地說：“那玩意兒好看是好看，不能當飯吃，還淨佔地兒。”那時候，種花在她眼裡，大概跟“不務正業”劃等號。她的世界裡只有莊稼的長勢、雨水多少、今年的收成。她像個不知疲倦的陀螺，在田埂上轉了幾十年，用一身泥巴和汗水，撐起了我們一家人的煙火日子。

　　可人老了，地就種不動了。那幾畝水田早就流轉了出去，菜園子也縮到了最小，只夠種點蔥姜蒜和自家吃的青菜。操勞了一輩子的那雙手，骨節粗大，滿是裂口，終于不用再日日握著鋤頭跟土地較勁了。

　　但這勞碌命的人，哪能真閒得住？

　　大概是前年春天，母親不知從哪兒討來了幾根大麗花的根莖，又撿了幾個指甲花的種子。她沒用什麼精緻的花盆，就是找了幾個破了的瓦罐，甚至直接把花種在了豬圈旁那塊閒置的空地上。

　　我看著她種花的樣子，覺得好笑又心酸。她不懂什麼園藝技巧，不知道什麼喜陰喜陽。她種花的架勢，跟種紅薯一模一樣——揮著那把用了十幾年的小鏟子，狠狠地挖下去，把土翻得鬆鬆軟軟，再小心翼翼地把花苗放進去，培土，壓實，最後澆上一瓢水。她嘴裡還念叨著：“多吃點，吃飽了才有力氣長個兒。”

　　那一刻我才明白，在母親眼裡，這些花和莊稼沒什麼兩樣，都是命，都得好好伺候。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也沒太在意。直到今年開春，這幾株花像是攢足了勁兒，一夜之間就爆發了。沒有精心的修剪，枝條長得有些橫七豎八；也沒有施肥，全靠那點雨水和老屋肥沃的土。可它們開得那樣熱烈，那樣不管不顧，像是要把這一輩子的力氣都在這幾天使完。

　　晨風裡，門“吱呀”一聲。母親披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褂子出來了，手裡拎著那個用了不知多少年的塑料噴壺。她腰腿不好，沒法彎腰，只能半蹲著，伸出那雙枯樹皮似的手，小心翼翼地托住那朵沉甸甸的大紅花。她沒戴眼鏡，瞇著眼湊得極近，像是在看一件稀罕的瓷器。陽光穿不透濃霧，卻剛好照亮了她頭頂的白髮和花瓣上的露水。

　　她沒說什麼“歲月靜好”的大道理，只是轉過頭，衝我咧嘴一笑，缺了幾顆牙的嘴漏著風：“你看，這花多俊，像不像你小時候扎的紅頭繩？”

　　我鼻子一酸，點了點頭。

　　我忽然覺得，母親哪裡是種花呢。她侍弄了一輩子能果腹的莊稼，如今老了，倒開始侍弄這些“沒用”的東西了。可也就是這些沒用的東西，讓她那雙只會幹活的粗糙手掌，有了一個輕輕托舉的理由。

　　操勞了大半輩子，把最好的年華都給了土地和兒女，到老來，她終于放下了肩上的擔子，開始學著給自己的生活塗點顏色。這滿院的芬芳，不是文人墨客筆下的詩意，而是一個老農對生活最樸素的念想——哪怕不再種糧食，也要種出一院子的歡喜。

　　天色大亮，遠處的村莊傳來了狗叫聲，鄰居家的煙囪也冒起了炊煙。鄉間的清晨活泛了起來。

　　我深吸了一口這帶著泥土腥氣的花香。春天的到來，從來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它就藏在這老屋的牆角，藏在一位八十七歲老人粗糙的手掌心裡，藏在那個像紅頭繩一樣的念想裡。

　　這花香不貴，也不稀奇，但它足夠壓住歲月的寒涼，讓人覺得，這日子，有了奔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