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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日加強安全合作:動因、路徑及限制因素(2)

2023年03月07日 01:37 稿件来源:菲律賓商報   【字体:↑大 ↓小

稿件来源:菲律賓商報

2023年03月07日 01:37

  通過發佈《聯合聲明》《備忘錄》規劃安全合作。早在2006年12月,在日菲關係正常化50週年之際,兩國領導人在馬尼拉進行會晤,確立了“親密鄰國間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2011年9月,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對日本天皇進行國事訪問之際與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會談,雙方發佈《全面推進基于特別友情的、鄰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聲明,將雙方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2012年7月,菲律賓國防部長加斯明與日本防衛相森本敏簽訂了有關加強兩國防衛合作的備忘錄。2015年,雙方高層互動頻繁,先後簽訂《關于日本防衛省與菲律賓共和國國防部之間防衛合作與交流的備忘錄》和《促進本地區內外和平、安全和增長的共同理念與目標——日菲關于加強戰略夥伴關係的共同宣言》,詳細規劃了兩國將在加強雙邊安全對話、防衛裝備及技術的合作、海洋能力建設支援上的合作。2022年4月,日菲兩國首次召開外交安全“2+2”會談,在發佈的《聯合聲明》中,雙方提到通過國防能力建設、互訪港口、轉讓更多國防裝備和技術以及繼續就先前移交的國防裝備進行合作,安全合作關係進一步加強。

  軍方與防務部門進行戰略對話與定期交流。自2010年以來,日菲兩國軍方和防務部門的交流互動十分頻繁,安全合作機制日趨完善,安全合作平台逐漸多樣。2011年,雙方發表了名為《全面推進基于特別友情的、鄰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聲明,在此聲明中,雙方決定建立日本海上自衛隊參謀長及菲律賓共和國海軍司令官互訪機制,並定期舉行日本-菲律賓海上參謀長會議。2015年,兩國簽訂《防務合作與交流備忘錄》,兩份備忘錄中均提到了定期舉行軍方和防務部門的交流對話,其中包括定期舉行兩國國防部長、副部長之間會議,建立日本自衛隊參謀長、菲律賓武裝部隊參謀長和菲律賓陸、海、空三軍指揮官之間的互訪機制,以及舉行日本自衛隊與菲律賓武裝部隊的定期交流。除此之外,還包括相關防務部門局級幹部和軍隊相關參謀人員的的磋商對話,以及部隊間、學生之間和研究機構之間的交流。在同年簽署的《加強戰略夥伴關係的行動計劃》中,提到了雙方將進行外務部門、防務部門、外務防衛兩部門聯合以及日本國家安全局與菲律賓國家安全委員會間的定期對話,其形式包括部長會談、副部長戰略對話以及軍方高層的協商。

  日本對菲律賓提供武器裝備和防務技術支持。由于日菲兩國在東海南海的共同利益,日本一直多方面、持續地支援菲律賓海上能力建設。2016年2月,日菲兩國簽訂了《防務裝備與技術轉移協定》為兩國武器裝備和合作防務技術提供了法律依據。此後,日本先後向菲律賓提供了10艘長44米的巡視船、13艘15米級高速橡皮艇和5架TC-90海上自衛隊練習機。岸田政府上台以來,日本逐步加大對菲武器裝備和防務技術出口,兩國安全合作關係逐漸加深,2022年5月,日本向菲律賓海岸警衛隊交付了兩艘國頭級大型巡視船,長約96.6米,最大速度24海里,擁有4000海里以上的續航能力,裝備有掌握海洋狀況和海事執法活動所需的裝置和設備,包括通信設備、直升機、遙控型無人潛水器、高速作業艇等。2022年6月,日本提出向菲律賓提供可覆蓋菲律賓北部呂宋島全域的通信系統,以及三菱重工業公司轉移裝甲車零部件製造技術。同月,日本航空自衛隊幕僚長井筒俊司在出席雙邊聯合演訓活動時宣佈,日本將推進向菲律賓的防務技術轉移,兩國將在衛星開發、太空技術研發、太空政策等方面展開合作,此舉意味著日本對菲律賓的防務技術援助已拓展到太空領域,兩國的安全合作關係進一步加深。

  雙方開展共同訓練及聯合軍演。自2015年以來,兩國共舉行了17次聯合海上軍演。2019年5月,美日印菲四國著眼提升各自海上作戰力量、加強聯合作戰能力,在南海舉行了為期6天的聯合巡航演練,日本方面派出海上自衛隊的出雲號及村雨號兩艘護衛艦,而菲律賓方面由弗裡門安德烈斯‧博尼法西奧號護衛艦參加,四方共同進行了戰術飛行和聯合護航等戰術訓練。2019年6月,日本海上自衛隊在進行印太方面派遣訓練期間訪問菲律賓,和菲律賓海軍在巴拉望島周邊海空域進行了聯合演習,此次軍演日本出動了出雲號護衛艦,菲律賓則派遣LD-602南達沃號戰略運輸艦參加演習,出雲號和南達沃號均為日菲雙方最大的軍艦,此次演習引起了國際的廣泛關注。2019年9月,為提升日本海上自衛隊和菲律賓海軍的戰術技能,強化雙方的交流與信任,日本海上自衛隊第33次派遣海盜行動水上部隊朝霧號護衛艦和菲律賓海軍科爾貝特埃米利奧‧哈辛特號護衛艦在菲律賓蘇維克港及其周邊海空域就通信訓練和戰術運動進行了聯合訓練,期間菲律賓海軍登上日本朝霧號護衛艦進行參觀。2020年7月,日本海上自衛隊照月號護衛艦和菲律賓海軍C-90號護衛艦在南海進行通信訓練,這也是新冠疫情爆發後兩國進行的首次聯合軍演。

  日菲安全合作的限制因素

  儘管受到多種內部與外部力量的驅動、推動和支持,但由于受到日本國內憲法限制、南海問題戰略分歧、以及中菲經濟往來日益密切等因素影響,日本和菲律賓的安全合作仍面臨巨大限制與約束。

  日本國內政治將制約日菲防務關係進一步發展。雖然日菲防務關係持續升溫,但日本和平憲法仍是約束日本與菲律賓進一步發展為軍事攻守同盟的紅線,日菲成立真正的同盟關係仍面對諸多法律限制。2015年,安倍政府通過新安保法案打破了行使集體自衛權、海外實施作戰的部分禁忌,但是遭到了在野黨和國內民眾的強烈反對,導致安倍政府的支持率下降為41%,不支持率上升為43%,這是安倍執政以來第一次民眾不支持率超過支持率。若政府企圖進一步深化日菲防務關係,或者在防務關係中承擔了更多的責任,必將遭受在野黨猛烈抨擊,也將承受民眾支持率下跌的風險,這顯然是新上台的岸田政府不願看到的。

  兩國存在戰略利益分歧,安全關係存在不穩定性。日菲兩國經濟實力差距較大,國家發展面臨形勢和任務不同,在南海的利益存在差異,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雙方防務關係的局限性和脆弱性。日本的國家戰略目標是以經濟大國為基礎,謀求政治大國、軍事大國,進而主導亞太局勢。當前日本極力渲染中國威脅,目的是與南海聲索國聯手遏制中國,並牽制中國戰略力量,減輕日本東海和釣魚島海域的壓力。而菲律賓雖然與中國存在島嶼爭端,作為南海的域內國,南海局勢動盪不符合菲律賓的根本利益,菲律賓經濟曾在20世紀60年代快速增長,在東南亞國家中脫穎而出,該時期南海風平浪靜是一個重要因素,日本為謀一己之私,持續挑動南海局勢升級,違背了菲律賓的初衷。

  與中國開展經濟貿易的剛性需求限制菲律賓向日本過度靠攏。經濟貿易是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因素,菲律賓和日本不同,作為發展中國家,其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改善國民生活水平。近年來,中國與菲律賓的經濟往來日益密切,逐漸發展為菲律賓不可替代的重要貿易夥伴。據東盟秘書處統計,2020年菲律賓對中國的進出口額分別達到了209.59億美元和96.22億美元,中國成為菲律賓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中菲兩國的經濟合作程度也將持續提高,必將影響其與日本進行安全合作的立場。即使未來菲律賓仍然存在戰略制衡中國的現實需要,也會盡可能地避免與日本在中國敏感的議題上強化合作而刺激中國,進而影響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經濟合作的大局。

  原載于《軍事文摘》,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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