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藝： 當代菲華文學淺探（五） ——茁壯時期（1975年-1999年）

　　1975年發生的最重大的事就是中、菲兩國於6月9日建交。

　　存在二十多年的困擾菲華人士的“逾期居留遊客”問題在中、菲建交的前夕獲得解決，具有其自然性和必然性。中國政府對此是支持的，套用已故周恩來總理的話：“華僑是嫁出去的女兒。”

　　中、菲建交後，排華浪潮衰退，菲華社會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華族善於經商。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華社中各種社團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例如：各途商會、同鄉會、宗親會、聯鄉會、結義社、聯誼會、校友會、級友會、婦女會、青年會、文藝社……等等。

　　深究之，菲華社團的出現，始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公元1898年，美國佔領菲律濱之後，在法律上允准民間自由結社，菲華社團遂應運而生，迅速發展。

　　在這裏，我之特別提及菲華的社團組織，原因是，日後它們對宏揚中華文化、扶助華文教育和推動文學創作，貢獻良多。

　　公元1976年始，貪污、腐敗逐漸侵蝕了政府的機制，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經濟局勢也惡化。

　　公元1981年1月，馬可斯總統宣佈停止“軍管”。但是，繼續實行其獨裁統治。公元1983年8月，反對黨領袖亞謹諾先生由美返回菲律濱，在出機艙時，莫明其妙地被槍手暗殺，使反對馬可斯的火山終於爆發。然而，直到1986年2月25日，菲律濱武裝部隊國防部長ENRILE和PCINP主席藍慕斯率軍發動政變，已故馬尼拉大主教JAIME CARDINAL SIN響應，發起了“人民力量”運動，菲律濱人民才終於推翻了馬可斯王朝。美國政府把馬可斯一家及若干追隨者用飛機載往夏威夷流放。

　　反映“二月革命”的代表作有林健民的《不流血的革命》。

　　公元1982年5月17日，菲國舉行BARANGAY選舉(如中國的街委會)，打開了華人參與選舉和政治的大門。但是，歷史上形成的民族矛盾，一時難以消除。尤其，是經濟利益上的衝突。這種矛盾一旦塗上民族或階級的色彩，有時就顯得十分尖銳。僅1988年全國就發生二十多宗菲人劫殺華人僱主的案件。先此，1986年7月15日，洪溪禮示市發生反華示威遊行。

　　於是，“融合”與“菲化”的爭辯重新浮上華社的“枱面”。“菲化”派認為：“華人加入菲籍後，理應真正熱愛菲律濱，視菲律濱為自己的祖國，關心菲律濱民族和國家的最高利益和繁榮富強。”而為展示忠誠，“必須與中國割斷‘臍帶’。”“融合”派則認為：“‘同化’是一種強制性的手段。統治者或統治階層為維護本民族的利益，通過它對被侵佔國的民族或本身國內少數民族進行殘酷壓制，以求永遠將彼置於控制和奴役之下。”“菲華族群理應帶著中華文化融入菲律濱主流社會，以豐富菲律濱文化。”一時之下，“融合”成了“時代的最強音”，自然而然地它也反應到菲華文學作品上。

　　論真確，“融合”之論，是1948年5月由于長城、于長庚兄弟在《華僑商報》上首倡，斷斷續續競爭辯了半世紀。許多的文化人參與討論，佳作眾多，就不一一列舉。

　　在“菲化”與“融合”的爭辯聲中，1970年7月，施振民先生和吳仲曉先生等人，在馬尼拉創建了“合—協進會”(PAGKAKAISA SA PAG—UNLAD)，其主張“通過一切合法和適當的手段，鼓勵和促進外來民族、集團，特別是那些出生於菲律濱而且已經成為菲律濱的永久居民者，同化和融合於菲律濱主流社會；培養對菲律濱的忠誠和保衛這個國家的完整和永久性；灌輸對菲律濱國籍的價值和神聖義務的更高評價；鼓勵和促進菲律濱人和外來少數民族之間的接觸，以增進後者融合於菲律濱社會。”(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