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藝：人性與善惡

　　人性，是文學創作的永恆主題之一。

　　古今中外很多的哲學家都對它進行了研究。

　　公元1597年，英國的哲學家培根出版了處女作《培根論說文集》。初版時，只收入十篇文章，至公元1625年印行第四版時，全書已擴充到58篇文章。這部時代的名著歷400多年而風行未衰。中國的商務印書館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別出版過翻譯本。

　　培根(公元1561年-1626年)，出生於英國貴族之家，少年早慧，十二歲就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求學。在校時為“學霸”，畢業後從政。官運亨通，初任伊麗莎白女王的特別法律顧問，後步步高陞，官至英國大法官，封為聖亞爾班子爵，達到人生事業的頂峰。此後，命運急轉而下。公元1621年，被控貪污受賄罪，罪名成立。他被剝奪一切公職，永不錄用，並罰款四萬英鎊。公元1626年病逝，終年56歲。暮年的遭遇使他成為一位頗受爭議的人物。

　　《培根論說文集》收集的皆為一些形式短小、風格活潑的隨筆，論題廣泛，解剖人生和社會的各種問題。該書內容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論題：

　　1.人與世界及社會的關係，如《論殖民地》、《論司法》、《論黨派》等。

　　2.人與自身的關係，如《論學問》、《論禮儀》、《論偽智》、《論野心》等。

　　3.人與上帝、宗教的關係，如：《論善與性善》、《論真理》、《論死亡》、《論迷信》、《論宗教一統》等。

　　當時的學者評論培根的隨筆，謂：“高度的閱歷，豐富的想像，有力的機智，透徹的智慧。”

　　培根的論說文中充滿靈感的至理名言，以致深深吸引讀者。譬如：“我認為善的定義就是有利於人類。”“對一個人的評價，不可視其財富出身，更不可視其學問的高下，而是要看他真實的品德。”(似乎說的是自己——作者按)，“美德像珍貴的香料，被焚燒或磨碎時最芬芳，因為順境中最容易顯出惡習，只有在逆境中才容易發現美德。”“怙惡不俊的人，不如半善不惡的人，他更容易敗壞風俗。”等。

　　書本上的培根崇尚道德，仰慕正義與公道。他堅持真理，追求神聖。在《論真理》一文中，他說：“研究真理(就是向它求愛求婚)，認識真理(就是與它同處)，和相信真理(就是享受它)，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一個人的心若能以仁愛為動機，以天意為歸宿，並且以真理為地軸而動轉，那這人的生活可真是地上的天堂了。；“真理好像平凡的目光，在它照耀下，人世間所上演的那種種化裝舞會，遠不如在燭光下所顯現的幻影那樣華麗。”；“‘真理’這件東西可說是一種無隱無飾的白晝之光。”

　　許多西哲都談過“人性”。例如：德國的尼采、歌德，希臘的柏拉圖。

　　中國人對“人性”的研究又是如何呢？

　　依筆者的淺見，是更直率和深刻——直接探索人的本性是善或惡？

　　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期(公元前386年)，是個言論自由“百家爭鳴”的時代。

　　對於人的本性，孟夫子認為：人天生就是善良的，好比水總是往低處流一樣。因此，人與生俱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四個善端。荀子先生則存心要與孟夫子唱對台戲，認為：人生來就是惡的，比如生來就自私、好利、嫉妒、喜歡聲色犬馬，假如縱人之性，任其發展，那麼就要產生爭奪、殘殺、淫亂卑劣的惡行。如此一來，辭讓、忠信、禮儀等道德也將煙消雲散。正因為人性是惡的，所以才需要聖人的教化，需要用禮義法度和道德規範去引導人們向善，就像彎曲的木頭必須經過人工矯正才能變直一樣。在人的道德與行善是可以教化成的，這一點上，孟夫子與荀子先生是一致的。不過，孟夫子以為道德是先天賦予的，教化在於喚醒本心，因此，德性的形成是復歸人的天性。而荀子先生卻認為德性出於人為，教化在於改變人的惡性，不斷地揣摩、切磋，長期累積，如同“積土成山，積水成淵”一樣，是不可能在短時間裏得到成就的。

　　還有一位名叫“告子”的學者，乾脆認為人性“無善無惡”，若將人性看作善的，猶如把杞柳當作桮捲一般。杞柳是一種樹，其枝條可以編製各種用具。桮捲，是指用杞柳的枝條編成的胚胎。在告子眼裏，人性無所謂善惡，好比流水，你引導它向東，它就向東流，引導它向西，它就向西流。善惡的觀念是後天才逐漸培養出來的，與天生的本性沒有任何關係。

　　此外，一位名叫“世碩”的人，他折衷孟子、荀子的“性善”與“性惡”之說，而主張人之本性“有善有惡”，應當區別對待，一味絕對地肯定善或者惡，都是不合理的。

　　中國的已故現代哲學家、歷史學家範文瀾先生則認為：“性之為理，本來是無所謂善惡的。先秦諸子所說的善惡，基本上屬於‘情’的範圍，而不是‘性’。因為，性是不變的，而且沒有相對性；善惡則是經常變易，善可以變為惡，惡也可以變為善；同時，善的存在又是以惡的存在為前提的，惡的存在也是如此。善與惡永遠是相對應而存在，相矛盾而發展，但性卻不具有如此的特徵。”(參照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言無報，時辰未到。”佛家的“因果論”這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