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因海而興：閩南文化與福建沿海

　　閩南文化是福建省閩南地區的文化精髓，其語言閩南語又被稱為福建話(Hokkien)。 閩南話在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南部，包括泉州、廈門、漳州，浙南的洞頭和平陽，廣東的潮汕和汕尾，以及海南、台灣等閩南語區廣泛傳承，同時也是東南亞等地的華人華僑 社群的文化遺產。 這文化源遠流長，融合了多元文化元素，特別是在中古時期的海洋貿易中，閩南文化顯現出獨特之處，對中國沿海文化和海洋貿易產生了深遠影響。

　　海上貿易的繁榮可追溯至南宋至元朝時期。 當時，泉州曾被譽為刺桐城，是古代中國海洋貿易的重要港口之一。 根據研究，宋代時期泉州的人口曾達20萬，這座城市位於東南沿海台灣海峽西岸，地理位置獨特，受台灣山脈的保護，免受颱風侵襲。 泉州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其重要性可從古老的海圖和文獻中窺見。

　　蘇基朗的著作《刺桐夢華錄：近世前期閩南的市場經濟(946—1368)》深入探討了閩南地區在10至14世紀的繁榮。 他認為，閩南的繁榮不僅與當地以海洋貿易為特色的經濟背景有關，也受到古代官方政策和地方精英的影響。 農業商業化和陶瓷業興盛是其中重要因素。 此外，貨幣制度、官方海運管理以及法律框架也對海洋貿易的繁榮產生了關鍵影響。 泉州在宋元時期實現了跨區域跨產業的經濟整合，推動了海上貿易的繁榮。

　　另一位重要研究者休•克拉克也全面探討了閩南歷史，特別關注社會、貿易和網絡等方面的發展。 與克拉克不同，蘇基朗(2000年)將研究時間跨度擴大到南宋至元代，更加強調了閩南經濟的整體發展以及對正式與非正式體制結構的靈活應對。

　　近年來，西方學者如安吉拉•肖頓海默、沈丹森等認為，海上貿易對中國沿海地區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統治者對推動海上貿易的濃厚興趣，推動了中國沿海地區製造業、市場 結構和海上貿易的快速發展，而這些發展在泉州等新興港口表現得特別明顯。

　　泉州在宋元時期的繁榮吸引了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等古代探險家的注意。 《馬可波羅遊記》的記載提到，刺桐港匯集了世界上最多的海貿商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兩個貿易港口之一。 泉州當時被稱為刺桐(Zayton)的城市，在穿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航線與貿易網絡中早已享有盛譽，因其地理位置獨特、人口稠密、城市繁榮，見證了多元文化的交流 、融合與和諧共存。 當時，哥倫布正在尋找通往泉州刺桐港的捷徑，意大利學者保羅•托斯卡內利於1474年致信哥倫布，告知“蓋諸地商賈，販運貨物之巨，雖合全世界之數，不及刺 桐一巨港也”。 1492年10月11日，當哥倫布接近未知的大陸時，在航海日記中記載：“這裡就是大陸，刺桐(泉州)和行在(杭州)就在我前面一百里格的地方。”在 哥倫布仍在尋找泉州刺桐港正確方向之際，阿拉伯世界的水手早已詳細記錄瞭如何利用星象導航到中國，中國的海貿商船跨越印度洋到達波斯灣並在兩地之間航行。 早在哥倫布於1492年“發現”這個新大陸之前的半個世紀，鄭和(1371—1433年)率領龐大的寶船艦隊開始了遠航，乘坐當時最大的木質帆船，攜帶著上等瓷器、漆器與絲綢 ，進行了七次貿易航行，開創了中國作為經濟與航海強國的先河。

　　儘管明清時期，當時的統治者採取保守政策限制海外貿易，但閩南人仍積極參與由西方航海者主導的大航海時代。 漳州和泉州灣的港口，如安平(今安海)，成為與葡萄牙佔領的澳門和西班牙的馬尼拉進行貿易的主要港口。 葡萄牙甚至在九龍江口建立了聚居地。 當地的泉州商人與葡萄牙人私下進行貿易，鄭成功之父鄭芝龍(1604—1661年)是其中傑出代表。 鄭芝龍最初在澳門擔任葡萄牙語翻譯，後來在泉州建立了自己的船隊與水師。 1633年的料羅灣海戰中，他率領海上武裝成功擊敗荷蘭的艦隊，成為東亞海域的關鍵人物。

　　綜上所述，閩南文化在中古時期的海洋貿易與文化交流中得以充分展現。 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關鍵節點，其繁榮不僅吸引了古代探險家的目光，也深刻影響了閩南文化與東南亞的海洋貿易關係。 泉州這段因海貿而興的歷史與閩南多元文化包容的海洋文化為今日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與國際合作提供了歷史典範與良好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