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田 ：特朗普「後悔參選」：製造危險者何以怕危險？

　　2025年6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記者會上的一番話，再次震動了整個政壇與媒體圈。他在談及接連不斷的暗殺威脅時感慨：“如果早知道這麼危險，我可能不會參選。”這一句話，在外人看來或許只是一種臨時情緒表達，但若深入剖析，卻極具諷刺意味，也暴露了這位總統在第二次任期中的自我認知、政治焦慮與危險治理。

　　特朗普口中所謂“危險的總統”，並非空穴來風。美國歷任總統中，已有四人死於暗殺，多人遭遇未遂襲擊，這一數字在全球政體中頗為罕見。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總統“職業危險性”這一表象，而在於特朗普本人是否也在製造這種“危險的政局”？他是否只是一個權力的“受害者”，還是一個把政治引向極端與分裂的“製造者”？當特朗普自己哀歎“如果早知道”時，整個美國其實正在經歷一場制度性信任的崩塌。

　　我們不得不回到2023年賓夕法尼亞州的那個競選集會。那是特朗普近距離遭遇槍擊的驚魂一刻，子彈擦過他的右耳，留下傷口與“悸動”。從那時起，他更頻繁地提及“安全問題”，並將其政治化、媒體化，甚至變成了自己政治鬥爭的籌碼。如今，他甚至將擔任總統與“鬥牛士”“賽車手”這些高死亡職業相提並論，稱“總統的死亡率約為5%”。這是一種誇張的政治語言，也是一種刻意的犧牲者敘事，特朗普在塑造“危險中的英雄”人設的同時，也在進一步強化他對國家安全、司法體系與媒體環境的強烈不信任。

　　然而，真正危險的，可能不是總統職位本身，而是特朗普治下的政治生態。

　　根據《華盛頓郵報》與多家美國智庫的統計，美國已進入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政治暴力時期。自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衝擊國會事件以來，已有超過300起政治暴力事件記錄在案。其中多數都與右翼極端主義、陰謀論推動者以及仇恨團體密切相關。特朗普並未有效地遏止這些力量，反而時常以“人民的憤怒”“自由的吶喊”之類話語為其合理化、浪漫化，甚至美化。

　　從表面上看，特朗普似乎是“被威脅”的一方，然而，問題的根本恰在於他自己長期將政治煽動作為手段、將對手妖魔化為策略，使美國社會內部裂痕不斷擴大。政敵不再是辯論中的對手，而是“邪惡的敵人”；媒體不再是監督的力量，而是“人民公敵”；司法機關不再是憲法的守門人，而是“獵巫集團”。這一系列話術下，特朗普並非只是安全風險的“接受者”，而更像是一個政治極化的“加速器”。

　　回顧美國歷史，總統職位確實不乏危險時刻，林肯、加菲爾德、麥金萊、肯尼迪相繼遇刺，裡根險些喪命。但他們所面對的威脅，多源於孤立的極端分子、精神障礙者，或冷戰結構下的意識形態仇恨。而如今的美國，總統面對的威脅已演變為結構性暴力：陰謀論媒體、極端主義社交圈、槍支氾濫、以及“合法暴力”的輿論支持。更諷刺的是，這些危險，正是特朗普“再造美國”過程中催生出來的副產品。

　　這不禁讓人反思，特朗普所謂的“後悔參選”是否只是權力話術中的一環？從“美國優先”到“讓美國再次偉大”，從移民禁令到媒體封殺，從退出氣候協定到製造貿易戰，特朗普的政治路線早已激化全球與國內多重矛盾。如今的美國社會，不僅是政治暴力的受害者，更是制度信任危機的泥潭，總統與民眾互不信任，紅藍州彼此敵對，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失去了最起碼的合作基礎。

　　在這種氛圍下，任何總統上台都可能面臨高風險，但特朗普的風格，自戀、極端、好鬥、仇視批評，使得這種風險被放大。也就是說，他不是“受害於危險”，而是“危險的放大器”。

　　此外，他的這番“後悔參選”言論，也值得從另一個層面解讀：這是逃避責任的前奏嗎？

　　從特朗普第二次任期開始，他幾乎將所有問題歸咎於“前任政府”“深層政府”“司法體系”“假新聞媒體”，而今又將擔任總統的危險性推給“沒人告訴我有多危險”。這不免令人懷疑：一個渴望連任、又意圖掌控一切的領導者，在真正面臨政治現實與生命威脅時，是不是也會借“危險”之名，合理化未來某種退出、拒絕競選或放棄法律責任的路徑？

　　不可否認，特朗普的支持者基礎仍十分堅實，他可以靠一次集會、一場直播動員起百萬粉絲。但在一個社會撕裂、輿論極端的時代，他是否也該反思：危險的不是總統身份，而是政治的方式？

　　倘若特朗普真如他說所言，後悔參選，那麼更應後悔的，不該是這個位置的危險性，而是他本人對這個國家帶來的撕裂與焦慮。

　　政治不是角鬥場，更不是真人秀。總統是人民意志的承載者，不是煽動者，也不是自憐者。一個真正偉大的政治家，應該用言行重建信任，而非用危險敘事加深恐懼。

　　特朗普可以說出“如果早知道就不參選”，但美國人民更應該問的是：“如果早知道他是這樣的總統，我們是否會讓他上台？”

　　這是今天美國所面對的最沉重問題。而答案，必須由制度、媒體、教育與理性共同給出。否則，危險不僅屬於總統，也屬於這個國家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