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馨敏:論新時代在菲華人的文化認同轉向 ——以許東曉的《千島曉品》為例

　　認同是對主體的承認與皈依，由客觀存在的相似性，從而指向心理認識上的一致性。文化認同即個體對集體之間共同文化的確認，包括集體所遵循的文化理念和共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文化認同在菲華文學中都是長期備受關注的問題，菲律賓華人社會的文化認同具有一定的混雜性：一方面他們自覺保持著對中國文化的皈依與確認，將中華文化作為自己的文化根脈；一方面他們又因生存環境的需要，積極尋求與當地文化的融合。菲華作家許東曉是隨著祖父腳步移居菲律賓的第三代華僑，其散文集《千島曉品》記載了他在菲律賓的點滴日常生活與情感體悟，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二十一世紀新時代以來，在菲華人文化認同已逐漸發生轉變，從原本執拗地固守中華傳統文化到積極推進中菲文化交流融合，這可以從愛國情的變化、對菲律賓的情感認同以及文化根脈的傳承與融合三個方面加以具體闡釋。

　　思鄉不再愁——愛國情的變化

　　對于海外華人而言，華人身份是其最受關注的標籤，祖國在一定程度上即代表自我，自我身份認同影響著華人的愛國情感，同樣愛國情感的變化也會影響華人文化認同的建構。王列耀將東南亞華文文學中呈現的華族身份意識轉型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抗戰時期的華僑文學、二戰後50年代到70年代的華人文學，和80年代到21世紀初的華族文學。 身份意識轉型與愛國情感有著緊密聯繫，因而以華族身份意識轉型的視角去分析菲華社會愛國情感，能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情感流變。

　　二戰之前，居住在菲律賓華僑大多因戰爭和貧窮而離開故土，主觀上他們對故土懷著不捨和擔憂的情緒，地域的間隔促使家鄉的概念進一步延展，在華僑文學中的家鄉往往指向更大的區域，愛國與愛鄉形成一體性，鄉愁上升到對整個國家的思念與憂慮。在這樣的情感驅動下，華僑拚搏奮鬥的動力即是有朝一日能夠反哺家鄉，報效祖國。他們期盼祖國能夠繁榮昌盛，對小我而言即化為衣錦還鄉的夙願，在《火腿情思》中所記載的祖父就是這一代華僑形象的典型，他有著濃厚的宗族意識和儒家傳統觀念，在菲拚搏半生，只為回鄉建造大厝庇佑族人，實現落葉歸根的願望。祖父心中不只有小家，還有著大愛，還鄉之後他與村民們守望相助，盡心盡力幫扶發展家鄉的教育事業，這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儒家傳統思想的生動寫照。祖父的經歷映射出這一時期華僑單純明晰的愛國情懷，在文化認同及情感認同上都指向唯一的主體——中國。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但世界迅速進入東西方陣營的冷戰格局，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使中菲關係很長一段時間處于不良狀態。這毋庸置疑影響著菲律賓華僑的生存處境，菲當局在五十年代掀起了一系列反華排華和菲化運動，尤其是零售商菲化案的推行，給當時的菲華僑社會一記重創，廣大華僑不得不謀求艱難的轉型，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五十年代的商報小說中有不少篇章描繪出華人在此期間面臨的陣痛與苦難，他們在勉強維持自己生計的情況下還要被菲人欺辱，不少菲人還闖進華僑商店中劫掠錢財和貨物，警察與歹徒們沆瀣一氣，他們還會趁火打劫，以收取保護費的名義對華僑進行敲詐勒索。菲律賓政府逼迫華僑們在政治認同上進行選擇，不少華僑為了謀生選擇加入菲籍，國籍的變更使華僑的愛國情感開始變得複雜，他們對祖國的文化認同亦開始發生偏移。一是華僑的文化認同在此時無法上升為對祖國的政治認同，遙遠的鄉愁被現實的重擔所掩埋，現實的苦惱比遙遠的故國情顯然更為緊迫。二是當時的華僑在異鄉遭遇不公時卻無法得到祖國的保護，失去政治認同的華僑們，如浮萍一般漂泊在海外，華僑只得在文化認同層面“依賴”祖國，僅剩文化根脈標誌著其與祖國血脈相連。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經濟逐漸步入正軌、國際政治地位提高，祖國的繁榮昌盛為中國人跨出國門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與保障，華人的愛國情由原來流散在外對祖國的深切憂慮轉向為祖國感到自豪驕傲。許東曉沿著祖父的足跡成為新一代菲律賓華僑，祖父濃厚的家國情懷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許東曉筆下的愛國情更多是一份自豪與從容，他展現的是新時代中國的博大胸襟和寬廣胸懷。無論是在疫情之時對菲律賓的援助，還是中菲之間搭建的友誼橋樑，都呈現出強大的祖國已能為華人在外“撐起”一片廣闊的天地。如《馬尼拉在哭泣》敘寫新冠疫情讓整個菲律賓都陷入恐慌之中，中國政府積極向菲律賓施以援手，捐贈疫苗和防疫物資給菲律賓政府，不僅保障了海外華僑的生命安全，還展現了泱泱大國在災難面前的責任與擔當。《我在觀禮台》記錄的是作者作為中菲友好往來的大使被邀請參加閱兵儀式，散文中不斷穿插著過往記憶的閃回，“我”從父輩的口中瞭解過老一輩華僑艱辛不易，也經歷過物資匱乏的困難時期；而今親眼見證了改革開放後祖國經濟的騰飛，從心底裡油然生起驕傲與自豪。在強烈的情感激盪下，“我”回溯起自己了自己積極推動中菲文化交流的歷程，有兩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一是一位姚姓僑民，推著輪椅都要帶著兒孫輩來觀看文化演出；二是一位菲律賓的音響師在協助文化匯演後，由衷讚歎道“中華文化太漂亮了。” 由此可見，在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中華文化的傳承不再只是華僑或華人群體的執拗堅守，擁有了強勁的國家實力的支撐，中華文化在外國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開始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欣賞和讚美。華人的文化傳承也不再僅依賴于華校，而是進入更廣闊的空間如公園、戲台等，在承續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文化傳播，其所綻放的文化自信，能夠感染到更多群體瞭解和喜愛中國文化文化，傳播的領域也由在菲華人慢慢滲透到菲律賓社會之中。

　　縱觀三個時期華人愛國情感的發展，由對故國永遠的懷念和眷戀逐漸轉向若即若離、複雜模糊的情緒，再到最後昇華為對文化中國最濃烈的自豪與驕傲。從愛國愛鄉到愛文化中國的轉變，是華人對精神原鄉的熱切回望，也是對于自我文化認同的深度重構。

　　承續與融合——文化根脈的守護與發展

　　50年代以前的華僑初至菲律賓之時，面對完全陌生的文化環境，精神上的孤獨感和無根性尤為強烈，故而將自己內心真正的歸宿寄托在遙遠的祖國。在動盪不安的環境下，個體面對生存境況的焦慮映射到集體層面即轉化為單一化的文化認同，作為獨在他鄉的“異客”，他們迫切地需要共同的文化符號來維繫身份，獲得一種獨特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因而採取一種文化守成的生存策略。這一時期的菲華作家通過對故鄉風物、傳統節日、家族記憶和儒家倫理的反覆書寫來撫慰心靈，彌補距離帶來的隔閡，他們通過文字來構築一個精神堡壘，以舒緩被異族文化同化的焦慮。

　　新時代的菲華作家選擇以更加開放包容的態度面對異國文化，不僅重視對傳統文化的承續，還時刻關注中華文化在菲律賓的傳播與交流。其作品主題不再局限于對故土的懷戀，而是更多地聚焦于中華文化與菲律賓本土社會環境碰撞、融合的複雜過程。作家敏銳地覺察到美食參與著自我文化認同的建構，在文化交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美食不僅是一種享受，更是一種文化。” 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們都有著獨特的味覺偏好和飲食習慣，飲食習慣看似是一種私人感受，實則從出生開始即受到居住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承載了群體性的味覺偏好，逐漸轉化為內化于身體的味覺記憶，構成感性層面最原始、最深層的文化認同。因此，瞭解地方的風土人情最重要的就是品嚐當地特色美食，當人們在以自己業已形成的味覺記憶去品嚐其他地區的特色美食時，就是規模最微小又最為常見的文化交流。許東曉在《菲常美味》中詳細介紹了幾種自己喜愛的菲律賓美食，他品味菲律賓美食是在味道之上，更深入地體悟其中蘊含的文化內核。菲律賓菜餚極具地方特色，食材豐富多樣兼有海陸，並且能夠物盡其用，菜餚品味層次豐厚，將“酸、甜、鹹三種味道的巧妙結合。” 通過對這段描述，我們可以感受到菲律賓多元包容、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文化特質，智慧的菲律賓人能夠在多元文化交織中尋求平衡。

　　除了親身體悟菲律賓當地的美食文化，許東曉也關注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在實現菲律賓本土的交融，他在《中國風味》中寫自己與菲妻一直以來都難以尋得口味統一的餐館，有一日他們走進一家標榜中國風味的餐廳，偶得此處便是他們一直所尋覓的寶地，這家餐廳風味特殊，既保存了中餐的色香味，也揉進了西方的烹飪技法，飯菜可口美味，具有強烈的文化融合的妙趣，與此同時也深思著當今菲華社會融合的問題，像這家中餐廳一樣能實現中西巧妙融合的是為榜樣。但更多時候的華僑社會面臨著危機，不僅是菲華社會之間的文化裂隙，還有新老華僑之間的思維差異，當新華僑希望能積極推進社會融合之時反而被老華僑視為洪水猛獸。菲華社會新舊文化融合之路道阻且長，仍需要華僑們齊心協力，攜手共進。

　　品味美食僅是個體層面的文化交流，菲律賓茶文化的流行是菲華社會文化融合的典範。許東曉在《菲律賓的茶文化》敘述了茶文化進入菲律賓社會的歷史進程，以及現代社會如何實現對傳統茶文化的吸納和改造。菲律賓因早期接受殖民統治，飲食習慣受西方文化影響較大，咖啡和碳酸飲料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飲品；且菲律賓地處熱帶，溫度和氣候並不適宜種植茶葉，所以早期菲律賓人並無飲茶習慣。隨著中國茶文化走向世界，菲律賓的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也逐漸興起品茶的風潮。中國古代茶文化講究修身養性、天人合一，已上升到哲理層次，品茶漸漸成為菲律賓上流社會高雅的待客之道，並融入菲人的社會生活之中。菲律賓本土文化特徵是熱情隨性的，文化融合歷程的推進促使菲律賓人在傳統茶文化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創造出新的茶飲品，如冰茶和奶茶等。新式的茶飲品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和年輕群體的喜愛，茶漸漸“走入尋常百姓家”，成為菲律賓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許東曉對融合菜與茶文化的書寫，既是對菲律賓本土文化的真切體認，也有中華文化“落地生根”的期盼，散文中也有一些篇章透露出對菲華文化融合走向的隱憂。許東曉認為重要的是新時代的華人放下文化守成的執念，從堅持在文學中建構隔絕的“精神故鄉”轉變為探尋文化根脈承續和發展的現實路徑。

　　從凝望到守望——對菲律賓的情感認同

　　如果將在菲華僑對祖國的情感理解為是對自身文化根脈的確認，那麼他們對菲律賓的情感可視為作是對他者的凝望。對于老一輩華僑而言，菲律賓只是一個謀得生計的錨點，而非情感上的“家園”，對菲律賓的本土文化，老華僑們並未完全認同，他們心中的歸根在海的彼岸。這種“僑居者”心態的轉變，始于政治身份的認可和代際的更迭。自1975年中菲建交之後，菲律賓政府開始大幅簡化入籍程序，大批華僑加入菲籍，其政治認同開始轉向菲律賓，法律身份上的轉變為社會融入鋪平了道路。華僑不再將自己視為“過客”，而是積極參與菲律賓社會建設，進軍多領域行業，華僑經濟迅速獲得飛速發展。這一盛況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華人移民至菲律賓投資，新一代的華僑不只局限于唐人街，他們深入菲律賓當地社會，在菲律賓的各個地區都可以看到華僑商店。“本已奄奄一息的利末所惹各個商城，在強大的移民潮中熱鬧了起來，一些經營中國雜貨的商店像雨後春筍般開遍商場的每個角落。” 經濟領域的擴展為華僑們深化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機，菲律賓開放包容的文化環境也為菲華文化交流創建了平台。這時新一代華僑主動離開自己熟悉的文化場景，“擁抱”菲律賓文化，獲得更為真實有趣的文化體驗。許東曉在《理想家園》中所書寫的本來死氣沉沉、文化沉寂的社區，因為舉辦了一場萬聖節遊戲讓整個社區都煥發生機。萬聖節本是西方的傳統節日，到菲律賓演化為民俗文化活動，孩童們會扮成妖魔鬼怪的模樣挨家挨戶討糖玩耍。“我”的女兒沒有扮鬼玩鬧，而是端正地穿著中國唐裝參與其中，莊重的民族服飾並未顯得格格不入，反而受到鄰居們的歡迎和青睞，女兒“討要”了一大堆五花十色的糖果，“我”也借此機會認識了許多鄰居。民族節日和民族服裝這兩大文化符號的碰撞激起友誼的火花，菲華社區所呈現的在不同文明激盪下其樂融融又和睦相處的美好景象，是“我”心中理想家園的現實寫照。作家通過對一次小範圍的民俗活動的書寫，以小見大闡明文化所能搭建的友誼橋樑是無形的，卻也是最深遠的。

　　中菲之間的友誼橋樑並非一朝一夕建成，而是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據記載明朝永樂年間蘇祿島的國王曾率一眾親友組成友好使團上京拜訪，受到了永樂皇帝的隆重款待。然天有不測風雲，其中的一位親王——東王因難以適應中原氣候，在歸途中不幸去世，皇帝特地為其修建陵墓並舉辦了隆重的安葬儀式。時至今日，保存完好的蘇祿王陵作為中菲友誼的歷史見證現已對外開放，“保存完好的陵園向遊客們細說著六百年前中外元首外交的神奇故事。” 當年留下來守墓的後裔也被政府友善接納，成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他們擔任中菲交流大使，為中菲之間的友好往來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2017年中國政府為紀念蘇祿王友好訪問中國600週年舉辦圖片展，一張張圖片承載著數百年來累積的中菲情誼。回望歷史，我們能感受到中菲之間的情誼來之不易，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努力用鮮血和汗水澆灌而成。許東曉以《友誼永遠在路上》作為散文集的首篇既是對中菲交流過往歷史的回顧總結，也為後面的篇幅描繪新一代華僑的情感認同昇華做下鋪墊。

　　在時代大潮的推動下，新時代的華僑對菲律賓的情感由遙遠的凝望，逐漸轉向願意扎根菲律賓的守望。俗話說得好，“患難見真情”，當菲律賓陷入危難的時刻，廣大華人華僑挺身而出，與菲律賓人民同甘共苦，展現了中華民族樂于助人的優秀傳統美德。菲華志願隊便是這一正能量的典型代表，正如《救火》中所描述的，每當馬尼拉的某個角落發生火災時，最先趕到現場的不是政府的消防車，而是菲律賓志願消防隊。幾十年來華人在菲律賓摸爬滾打，奮勇上進，終于用真誠、友善的心打動了菲律賓人，菲人不再拒斥華人，而是將華人視為自己休戚與共的好友。生于斯長于斯，又將死于斯的華人也將菲律賓視為第二故鄉。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刻，菲華社會各界間互助合作是菲華情感融合的生動體現。由中國駐菲使館和華社抗疫委員會大力爭取的疫苗抵達菲律賓，菲華各界成員聯合起來組成志願隊，在崇仁醫院和華人社區為民眾接種疫苗，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華僑之于菲律賓社會的情感認同經歷了從“謀生客居”到“情感扎根”的轉變，而這一轉變是由歷史淵源、政治身份的歸化以及社會行動的參與共同促成。《千島曉品》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華僑的文化認同由“落葉歸根”到“落葉生根”的昇華。但文化認同還是一個動態的嬗變過程，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菲律賓華人的文化認同轉變還處于一個演變和形塑的狀態有待觀察。

　　作者簡介：張馨敏，女，福建莆田人，廈門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本科畢業于海南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研究興趣集中于東南亞華文文學與魯迅研究，先後有作品發表于中青校媒等平台，現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文學評論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