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菲律濱外交官

　　2020年初，在改變人生的新冠疫情爆發之際，兩名菲律濱外交官在上海接獲了一項幾乎不可能、難以想像且無疑危險的任務：將100名菲律濱人從中國武漢帶回家。

　　馬克·安東尼·格格拉(Mark Anthony Geguera)和桑尼·達倫·貝哈林(Sanny Darren Bejarin)時任職於上海總領事館，他們被徵召參與一項撤離行動，以營救身處被稱為新冠疫情“震央”的武漢的菲律濱人。

　　他們很快便上路了，每抵達一個省份就要更換汽車和司機。

　　馬克回憶道：“每個司機只能在他們自己的省份內載我們，所以下一個司機就在邊界等我們，以便我們能繼續行程。”

　　他們在大多時候寂靜空曠的高速公路上行駛了很長時間。連便利商店都關門了，他們只能吃著包裝食品和泡麵。

　　馬克回憶說：“直到我看到一個路牌，顯示我們離武漢還有五公里時，我才意識到我還沒有告訴我妻子這次任務。”

　　最終，馬克和達倫抵達了武漢，那裡約有100名菲律濱人——包括教師、技術工人和表演者——正在等待。

　　幾天後，飛往菲律濱的包機起飛，馬克和達倫陪同撤離的群體返回。

　　經過兩週的隔離，他們回到上海繼續履行職責。兩人最終因其在將菲律濱人從新冠疫情“震央”帶回家的英勇任務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獲頒“加瓦德·馬比尼獎”。

　　倫禮沓人質危機

　　2010年8月23日晚間，克拉羅·克里斯托瓦爾(Claro Cristobal)正在一個活動上，當時香港特區政府禮賓處處長阮文海找到他。時任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想與時任菲律濱總領事克拉羅會面。

　　那是倫禮沓公園人質危機發生的夜晚。

　　克拉羅回憶道：“香港特區政府是你在世界上能找到的最有準備的政府之一……我在腦海裡列了一個清單，因為我知道他們會有一個清單。”香港官員請求總領事館協助與菲律濱國內當局協調。

　　很快，克拉羅和他的團隊協調了一架飛往馬尼拉的航班。

　　飛機在凌晨2點到3點之間離開香港。克拉羅在機場為官員們送行。

　　他說：“他們的表情不同，但我們確保我們的回應是同理心。”真誠的慰問標誌著隨後艱難的數月——與香港官員的會面、與抗議者的對話以及與媒體的接觸。

　　封鎖下的哀悼

　　馬克·漢澤爾·劉(音)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他經常陪同大使出席在北京的重要活動，包括中國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政治盛會——“兩會”。

　　但他在中國六年服務中最具決定性的篇章，是使館最艱難的任務之一——在疫情高峰期將芝道·仙沓羅馬那(Chito Sta. Romana)大使的遺體運送回國。

　　馬克記得大使曾多麼期待退休，一個他未能達成的里程碑。這場悲劇使任務更加沉重和緊急。

　　馬克說：“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任務之一。中國當時實行嚴格的清零政策。邊境關閉。每一次移動都需要許可，甚至城市之間的移動也幾乎不可能。但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大使帶回家。”

　　一個由三名官員組成的核心團隊——包括馬克——與來自安徽省外事辦、警察、衛生部門、機場當局和地方政府單位的200多名中國官員合作。為遺體、飛機、航線和人員取得許可，考驗了他們的決心。

　　儘管限制嚴格，中國政府提供了關鍵支持，協助處理程序。

　　馬克說：“大家齊心協力，確保我們能尊嚴地帶他回家。”

　　他們安排了一架從安徽黃山直飛馬尼拉的航班，繞過了北京。菲律濱空軍運送了大使的遺體。馬克說：“在全球封鎖的高峰期，我們看到兩個國家為了向大使致敬而共同努力。”

　　當飛機降落在維拉莫爾空軍基地時，任務完成了。

　　對馬克來說，這既是痛苦的——但也是一種榮幸，是對曾指引他們所有人的導師的最終告別。

　　這些故事簡直就像Netflix上關於派駐國外的落單間諜的驚險劇集。

　　但它們實際上是派駐中國的菲律濱外交官們默默付出勇氣、辛勤工作和恪盡職守的真實生活故事。

　　這些摘錄來自《交織：與中國交往的個人故事》(Intertwined: Personal Stories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這是一本紀念菲中雙邊關係50週年的出版物。

　　該書於2026年2月12日在線上發布，匯集了“中國校友”——曾在中國各地外交崗位服務的菲律濱外交部成員和附屬政府機構人員。

　　書中還有更多故事，菲律濱駐華大使吉米·弗古律斯(Jaime FlorCruz)將其描述為那些曾在北京的菲律濱大使館和菲律濱在中國的六個總領事館服務過的人們的一次“回歸”。

　　項目經理兼菲律濱駐華使館公共外交處處長雷納·帕杜阿(Reiner Padua)表示，他們希望透過許多有幸處於此類關係最前沿的個人的視角，來講述菲中外交史。

　　對於像我這樣的讀者來說，這本書讓我們得以一窺我們的外交官們為菲律濱人民服務所經歷的旅程——一部關於勇氣和信念的寧靜編年史，無疑也是一幅愛國情懷的織錦。(譯自菲星報伊麗斯·銀沙禮斯專欄)